国家层面推动人才归国

2008年年底的中国，由向来仅负责任命高级官员的中组部牵头，启动了一项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在国家层面，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回到国内发展。

这是一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政治级别最高的人才计划显然，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做最大的努力。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国有20多万留学人员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取得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约有1.5万人。他们大多在35～50岁之间，正处于创新创业黄金时期。中国在21世纪国际性人才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超乎了想象。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最高，高达92%；位列第二名的印度81%；位列第三的加拿大55%。

美国《科学》杂志称，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一直研究海外人才战略，这位早期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告诉记者，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92万人，回国只有63 万人，回归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国家级别的认可

2010年7月2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70位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到北戴河休假。国务委员刘延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前往看望。这是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高级别政治礼遇之一。中组部还特别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千人计划”专题培训班，以便“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更好地了解并适应国内的环境。

努力颇有成效。截止到8月，共有6200人申请加入“千人计划”，入选1510人，其中正教授是前10年引进的20倍。

“这是一种荣耀，代表国家层面的认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王亚雄说。王亚雄是“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

“许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希望从制度上明确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利于他们回国创新创业，他们觉得这比报酬、福利还重要。”一位中组部官员透露。

“这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融资或做其他工作，都能有很多好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这样解读。“背后是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王亚雄进一步解释。但具体到他个人，他倒不愿意透露获得了哪些支持。

王亚雄回国之前在美国待了15年，本科学化工，博士念机械，现在在化工和机械两方面都有事业。此前，王亚雄在戴尔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戴尔高端计算机的硬件设计。虽然王亚雄现在的头衔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但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是创业。

在美国，创业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人力资源成本。国内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相比美国，国内最大的优势是人脉，做生意讲人情。王辉耀曾做过调查，那些归国创业成功的海归， 80%的人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起码一个不同的社团、商会、行业组织、校友会、同学会等。这是积累人脉的主要方式。

“现在国外的不少人都想回来，但很多找不到合适的机构。”王辉耀说，“国家层面准备引进2000人，全国总的引进万把人。这万把人中要是能出来1000个真正管用的领军人才，那就不得了。”

“千人”的烦恼

当然，社会上仍然不乏质疑之声，尤其是在学术界。

“目前归国人员中一流人才少，二三流人才多。”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学者这样概括“千人计划”的成果。

“确实，并非所有的先进人才都回来了。例如，大量的理工科高端人才和高端管理类人才还是没有回来。”王辉耀坦言。这当然也在决策层的预料之内。还是在那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表示：引进海外人才可能会引起国内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激起一些大的浪花。但这也是成本。

国际知名科学家、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2008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他的全职回国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定的震动。他很快被国内树立为典范。受其影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创新人才陆续申请到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工作。

事实上，回国后，施一公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千人计划”人才的引进。

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质疑，他认为，即使(引进)的这些人不是国际上最领先的专家，但也是不错的人才。“这些人如果在国外做得已经不错了，而他回来又能以点带面改变一个学校、一个地方学术水平的话，难道我们不该支持吗？”在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反问。

回来了总有些不适应。

另一位“千人计划”引入的人才也向王辉耀抱怨说，他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环境，有上下游及助手配合，结果他回来以后，助手和上下游都没有了，各种表格填来填去，反而出不了什么成果。

“很多人反映，国内的整套审批系统依然很繁琐，耗费他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王辉耀告诉记者，国内科研经费的划拨，很多是凭关系。例如，你去当（科研项目评定）评委，你所评的那些人都给你打电话，各种领导也会打招呼。“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刚回国的人很不适应。”

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的科学家饶毅与施一公曾联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了国内学术环境的不端：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已经回来的这批人，都立志想要改变这样一种环境。